開到荼蘼花事了

德國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2014）裡提到，人稱「死亡天使」的門格勒醫生（Josef Mengele，1911-1979）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多項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然而因為龐大的家族勢力庇護，背負約40萬條人命的他始終逍遙法外，直到1979年意外溺死於巴西。逃亡過程中，門格勒曾藏身於智利的「尊嚴殖民地」（Colonia Dignidad），那是前納粹成員保羅．薛佛（Paul Schäfer，1921-2010）建立的德式小農莊。他以宗教慈善為號召，實則進行嚴格的思想管控，同時配合獨裁的智利總統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研發武器和毒氣。艾瑪．華森（Emma Watson）主演的《窒命地》（Colonia Dignidad），顧名思義，正是以這段駭人的歷史為背景。

故事開始於1973年，智利的政治鬥爭風起雲湧之際，皮諾契特指揮軍隊發動政變意圖奪權，因此許多擁護阿葉德總統（Salvador Allende，1908-1973）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抗爭，來自德國的丹尼爾（Daniel Brühl飾）也加入聲援行列。未料，在混亂的局勢中，丹尼爾遭軍方逮捕並被秘密送走。心急如焚的空姐蕾娜（Emma Watson飾）在多方打聽下，得知男友丹尼爾被關在神父保羅．薛佛（Michael Nyqvist飾）建立的「尊嚴殖民地」裡，於是她決定喬裝成追隨者混入其中，伺機解救男友脫困。

自1943年4月《小王子》在美國紐約問世之後，這本偉大的小書便開始航向世界各地，陪伴了許多人的成長時光。尤其是歷經戲劇、音樂、電影、廣播劇等各種藝術形式的不斷改編與改寫後，小王子的形象更是成為一道永恆的符號，深植人心，正因為如此，每次的改編無疑都是一種挑戰。《功夫熊貓》（Kung Fu Panda，2008）導演馬克．奧斯朋（Mark Osborne）深知這個道理，遂決定以一個更大的故事框架來承載原著，希望藉此保全故事原貌。

於是在馬克．奧斯朋的版本裡，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畫風格：紙偶定格動畫呈現原著情節，而全新添加的內容則以CGI電腦動畫構成。定格動畫特有的樸實感，足以喚起觀眾與原著之間的情感記憶，至於紙偶則帶有難以取代的手感溫度，同時符合了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親手繪製插畫的原著風格。就定格動畫展現出的成果來看，馬克．奧斯朋確實成功重現《小王子》的浪漫與動人，也保留了充滿詩意的留白空間，但是CGI動畫的改編與延伸，卻又時時提醒觀眾：這並非我們所熟悉、聖修伯里的《小王子》，而是馬克．奧斯朋的《小王子》。

一個人的性傾向到底是如何產生的？是先天形成，還是後天建立？抑或，所謂的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根本不是穩固的狀態，而是動態的存在？所以《警校禁戀》裡的馬克．柏格曼（Hanno Koffler飾）才會中途轉性，和同性發生關係。

承襲家族傳統成為警察的馬克，不僅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女友貝蒂娜（Katharina Schüttler飾）也懷了孕，人生看似已經步上一條康莊大道；然而凱（Max Riemelt飾）卻在此時出現了。同為警察，也是室友的兩人，在特訓的過程中幾乎朝夕相處，最後甚至萌生出一段「基」情。只是，這段觸犯同性戀和出軌兩項禁忌的感情自然不為世人所接受，就連馬克也陷入令他感到窒息的困境之中。

「伊莉娜點點頭心想，他們倆真是幸運！」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短篇小說〈幸運〉的結尾寫道。看完小說，我不禁想：真的只是幸運才讓他們倆免於罪責嗎？德國導演多莉絲．朵利（Doris Dörrie）顯然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不是一部關於碧娜的電影，而是一部獻給碧娜的電影。」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如是說。因此即使這是一部名為《PINA》的紀錄片，卻看不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1940-2009）的家世背景、成長過程，以及她踏入舞蹈界的契機，甚至在片中幾乎不見她的身影，但是，碧娜確實存在。碧娜在她所創作的每齣舞作裡，在每位和她合作過的舞者的話語中，「或者說，我們都是她的一部分。」一位舞者說道。

在碧娜過世之前，文．溫德斯早已萌生和她合作拍攝電影的想法。1985年，文．溫德斯首次觀賞碧娜的演出，這讓對舞蹈沒有太多認識的他深感震撼，他說：「我深陷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之中。」於是，他向初次見面的碧娜提出拍攝電影的想法。多年過去，3D電影拍攝技術日趨成熟，文．溫德斯終於找到詮釋碧娜的舞作的最佳工具，然而碧娜卻在開拍前突然離世。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讓整個拍攝計畫不得不轉換方向，文．溫德斯決定拍攝一部和原始構想不同的電影，也就是觀眾在大銀幕上所看到的《PINA》。

一部由一間公寓住宅、四位主要演員，以及近乎80分鐘的對話所組成的電影會是枯燥乏味，還是趣味橫生？就我而言，《今晚誰當家》絕對是後者。原因無他，這部電影有紮實而出色的好劇本，也有四位演技精湛的好演員，更重要的是，它是由擅長說故事的波蘭名導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所執導。

電影的劇情很簡單：艾倫（Christoph Waltz飾）和南西（Kate Winslet飾）的兒子打傷麥可（John C. Reilly飾）和潘妮洛普（Jodie Foster飾）的兒子，雙方家長遂齊聚一堂，進行調解事宜。整起事件原本在理性的對談下得以和平落幕，誰知隨著雙方的意見分歧，爭執的話題不斷衍生、擴大，從小孩的教育談到家庭問題，接著又轉到寵物倉鼠身上，到最後猶如一列失控的火車，落得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電影總喜歡以美食來做文章，然而電影是仰賴視覺的創作形式，該如何透過銀幕讓觀眾也能「品嘗」美食呢？《米其林廚神：美味的傳承》開場不久，隨即端出一道Gargouillou溫沙拉以饗觀眾。導演保羅．拉寇斯（Paul Lacoste）從一枚白瓷盤開始，逐步紀錄米其林三星主廚米修．布拉斯（Michel Bras）如何完成這道手續繁雜的精緻料理，只見米修先以多種調味醬料仔細且精準地沾抹在盤子上，再依序鋪放上香草、鮮蔬、花瓣，不一會兒，潔白的盤子如同畫布般布滿各樣色彩，成功地傳達出美食之「美」。不過，《米其林廚神：美味的傳承》終究還是以人物為主的紀錄片，美食只是輔助，藉以帶出廚師的料理態度，甚至是人生歷練。

人物傳記電影的拍攝有其難度，因為以真人真事為本，細心的觀眾不免將電影與現實做比較；再者，人生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如果流水帳似地去紀錄，不僅難以凝聚目光，也失去電影作為藝術創作形式之一的獨特趣味，因此敘述角度與切入點的選擇便成為箇中關鍵。由法國知名大導盧貝松（Luc Besson）所執導的《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講述的當然是緬甸政治家翁山蘇姬的故事，然而電影的焦點不在緬甸的局勢與翁山蘇姬的政治事業上，而是以「愛」為中心──如同台灣片商所加注的標題──呈現翁山蘇姬與丈夫、兒子之間的愛，以及她對國家的愛。

集製作、編劇、導演和演戲等才華於一身的德國男星提爾．史威格（Til Schweiger）曾以喜劇《沒有耳朵的兔子》（Keinohrhasen，2007）創下佳績，不僅票房成績亮眼，在眾多獎項上也大有斬獲。新作《紅酒燉香雞》中，提爾．史威格再展全才，以為人父的親身經驗詮釋一段溫暖且甜蜜的父女親情。不過，在溫馨的基調之下，仍不改其幽默風格，以誇張、戲謔卻不低俗的笑料穿插其中，輕鬆逗趣的劇情令人不禁喜笑顏開。

利用衝突製造張力與爆發力，為作品帶來可看性或高潮，一直是戲劇中經常出現的創作手法。衝突，正是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元素之一。青春接軌著小孩與大人，過渡了純真與虛偽，調節欲望與制約，在這段過程裡必然產生掙扎和痛苦，20世紀著名女性主義旗手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1939-）因而認為「青春期是煉獄的代名詞」，這樣的看法或許有些悲觀，但《蘿莉塔壞壞》中的艾莉（Jella Haase飾）和歐娜（Sarah Horvath飾）所面臨的青春何嘗不是如此？

一部足以感動人心的電影有時不需要複雜的架構或獨特的表現手法，即便是早已被翻玩無數次的公式，仍會讓人覺得有趣。菲利普勒柯（Philippe Le Guay）的《通往幸福的六樓階梯》利用喜劇中常見的二元對立結構進行，藉由60年代的法國中產階級和西班牙女傭兩種族群的接觸與碰撞，以幽默的視角來探討生活的意義和幸福的樣貌，完成一部輕鬆、平淡的小品電影。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曾言：「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簡明地揭示出「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差異：前者是天生的生物性別；後者是後天的社會性別。一個人要經由學習社會對「女人」定下的標準、規範後，才能成為真正的「女人」；同樣的道理，「男人」亦是如此。法國新銳導演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裝扮遊戲》便以尚未經歷青春期、社會化未深的兒童為主角，展演一齣性別的裝扮遊戲。

「男人」與「女人」的性別符號

走在台灣的街頭，經常會和一些面孔、膚色與我們不太相似的人擦肩而過，這些人有的藉由工作的名義短期滯留台灣，有的則是以外籍配偶的身分根留台灣，長期下來，這群新移民和所謂的「新台灣之子」與台灣這塊土地之間產生需要相互磨合的空間。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德國。約莫是1950年代，西德適逢經濟成長，因國內勞動力不足，遂由南歐和土耳其等地大量引進外籍勞工，當中部分的人選擇在德國安家立業，《歡迎來到德國》裡的胡辛‧葉瑪斯（Vedat Erincin飾）一家即為一例。

電影以嘉娜（Aylin Tezel飾）──胡辛的外孫女──的第一人稱自述開場，輔以流暢、快速的剪接鏡頭簡單說明胡辛第101萬人次的移民身分；接著，時間拉到45年後，胡辛已由年輕小伙子變成子孫滿堂的老爺爺；鏡頭再轉到胡辛的孫子錢克（Rafael Koussouris飾）身上，課堂裡以小旗幟在地圖上標誌出家鄉的活動讓他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土耳其裔德國導演雅瑟敏薩穆德里（Yasemin Samdereli）將民族與身分認同問題透過錢克點破，讓原本沉重且嚴肅的議題在輕鬆、逗趣的氛圍中呈現出來，並重新審視「家」的意義。

出生於奧地利的卡爾馬可維奇（Karl Markovics）擁有豐富的演戲經驗，他曾參與過《偽鈔風暴》（Die Fälscher，2007）及《狙擊陌生人》（Unknown，2011）等電影的演出，精湛的演技屢獲各項獎項的提名與肯定。卡爾馬可維奇演而優則導，將自己編寫的劇本拍攝成《深深深呼吸》這部以19歲少年Roman（Thomas Schubert飾）為主角的電影。

Roman因過往犯下的罪刑而被關進少年觀護所，為了獲得假釋，重返社會開始新生活，必須先找到一份工作，因緣際會下，投身殯葬業負責運送屍體的職務。如同《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2008）所描述，一般人對殯葬業總是感到害怕，甚或極度排斥，這種情形在日本如此，在奧地利亦如此。然而，Roman卻從這個接觸死亡的行業中找到重生的機會，在這過程當中，同事Rudolf（Georg Friedrich飾）扮演重要的角色。

女人，以及女體，在男性文化引領的社會中，經常成為描繪、書寫、觀賞的題材，也就是男性凝視或窺淫的景觀。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現象，是由於男性掌握了書寫的工具，男性的陽具就是他們的筆，擁有筆便擁有創作力，也擁有書寫的權力。在這樣強勢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體制底下，有些女性不得不限於規範中，將自己矮化成一件沒有自我意識的商品；有些女性不甘於此，選擇以女性能量與男性之筆（也就是陽具）相抗衡，不僅企圖從中找回自我，更為社會上同屬弱勢的族群發聲，南非詩人英格麗‧瓊蔻（Ingrid Jonker，1933-1965）即為如此。

曾有人以「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當作藉口，企圖解釋自己的外遇行為。在我看來，這句話雖然實屬不負責任的狡辯，卻也一語道破男人喜愛拈花惹草的普遍現象。到底為什麼男人愛偷吃？善於刻畫男女情慾的日本作家渡邊淳一認為：「男性的性，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近似於動物的狩獵本能。」既然是狩獵，一旦擒拿到手，便會將目標轉向下一個獵物，當然不可能自始至終只專注於同一獵物上了。

由奧斯卡金獎導演米歇爾．阿威納維奇（Michel Hazanavicius）和坎城影帝尚．杜賈丹（Jean Dujardin）等人共同創作的《偷情大丈夫》，一共集結了9部片長時間不一的短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男人的出軌百態。

【零】
為了紀念坎城影展六十週年，包括北野武、拉斯馮提爾、張藝謀、侯孝賢、艾騰伊格言等，來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三位導演，以「電影院」為發想創作出三分鐘的短片。內容風格迥異，有的帶著黑色幽默、有的傳達出懷舊鄉愁、有的向其他電影大師致敬，如此以「三分鐘的電影院」為限制發展出無限延伸的時間及空間。三分鐘原來可以精采無限。

不論任何國家、任何年代，「外遇」一向是所有電影創作者喜愛碰觸的題材，且經常能夠引起一陣話題。在觀念保守、以儒家思想為本的東方世界裡，幾乎將「外遇」視為不可饒恕的罪，就像日本導演森田芳光的作品《失樂園》（失楽園，1997），以殉情的極端手段昇華男女主角的外遇之情，讓這段禁忌之愛得以到另一個世界延續；而在思想觀念相較為開放的西方世界中，對於「外遇」的處理方式便顯得輕鬆、溫和許多。法國才女伊莎貝拉麥格（Isabelle Mergault）在她的第二部作品《渴愛俏寡婦》中，便以風趣詼諧的對白、通俗易懂的劇情、對人性力透紙背的刻劃，加上凱撒獎女星蜜雪兒拉荷克（Michele Laroque）和柏林影帝賈克甘勃林（Jacques Gamblin）的精湛演出，共同呈現出一段爆笑又溫馨的外遇之情。

倘若將電影以內容來作分類基準，則可分門別類出戰爭片、歷史片、驚悚片、喜劇片等類別，這些類型看似互不相關，但其中還是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或多或少一定會提及「愛情」。就廣義的層面來說，「愛情」可以是父母親對子女無私奉獻的愛、子女對父母親的羈絆之愛、朋友之間相互扶持的愛，甚至是衍生至人對人、人對世間萬物的大愛，這些都算是「愛情」的一種表現；相對來說，如果將「愛情」以狹義的範圍來看，即為男女/男男/女女這種兩人世界的情人之愛。無論是暗戀、單戀或愛情現在進形式，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會有幾次「愛情」體驗，因此這個主題通常最能引起廣大觀眾的共鳴，而所有的電影創作者也樂於以此為題發揮。

「尊師重道」一直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推崇的一項理念，「道」不單指學術知識，更包含了道德及文化層面；而之所以「尊師」，便是對師者所傳授的「道」表示重視。然而演變至今，特別是追求「文憑功利」的台灣社會，師者所代表的僅是傳達專業知識，並灌輸學生「重分數」的觀念。因「重道」的原意逐漸腐蝕異化，導致師者不再是德高望重的代表，使得師道中落，「尊師」理念也幾乎蕩然無存。法國導演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榮獲第61屆坎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的電影《我和我的小鬼們》，便是一部以紀實手法拍攝，解構「尊師重道」一詞之意後，再為老師及學生之間的關係重新找尋定位的精彩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