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蘼花事了

鄭世朗借用自己奶奶的名字寫下的《奶奶的夏威夷祭祀》，既是沈時善的故事，也是女性的故事。

「可是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繁體中文版《82年生的金智英》的書封上如是寫著。這段話既是金智英壓抑已久的心聲，更明白揭示出女性在父權社會中，長期處於失語的狀態。在歷史（History）的宏大敘事下，只有男人的故事被記述、被傳誦，而女人的故事即使沒有什麼大不了，難道就不值得紀錄嗎？又有誰願意為她們述說呢？

「人們常羨慕小鳥飛行的自由，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多半的小鳥終生都棲守在同一個巢，只能在很固定的領域中飛翔；而候鳥，因為天賦的習性，每年不由自主忙碌地往返於南北之間，飛行在同一條路線之上。這樣子，你能說一隻冉冉飛騰而去的小鳥自由嗎？」
——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

有沒有想過，戰爭與我們的距離有多遠？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8月初率團訪問臺灣，短短不到24小時的行程結束後，中國隨即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大規模實彈軍演，儼然進入「第四次台海危機」，引起國際間高度關注。時間拉回到今年2月，俄羅斯派遣軍隊入侵烏克蘭，隨後發展成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期間雖歷經數次談判，但戰火迄今仍未停歇，已造成上萬人死亡，以及約莫百萬的烏克蘭人流離失所。

曾翻拍為Netflix原創同名日劇、由齋藤工和上野樹里共同主演的漫畫《檜山健太郎懷孕了》，如同名稱所示，建構在一個男性也能自然懷孕生產的世界。故事透過主角檜山健太郎偶然發現自己懷孕的經歷，帶出各種身分的男性與女性面對懷孕一事的觀點與想法。

在人類社會中，懷孕從來都是專屬於女性的責任；尤其在家父長制的期待下，「總認為女人得成為母親才能算是個『女人』，但社會雖然會對女人成為母親表示恭喜，卻不會替母親分擔任何責任，」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如是說。無怪乎即使是在男性也能懷孕的設定下，由於機率僅有女性的10分之一，「對幾乎所有的男性來說，懷孕還是一件事不關己的事喔，」婦產科醫師坦承說道。正因為如此，對普遍的男性而言，「懷孕的女人」宛若他者，更遑論是「懷孕的男人」了，承受的眼光與評價絕對不亞於女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是1990年代好萊塢最紅的喜劇演員，幾乎每年都看得到由他主演的電影上映，尤其是1994年首度領銜主演的《王牌威龍》，在商業上獲得巨大的成功，為他奠定了一線明星的地位。同一年，《摩登大聖》和《阿呆與阿瓜》接連上映，同樣締造了驚人的票房成績，前者更讓他榮獲金球獎的提名肯定。自此之後，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引起熱潮，大膽且誇張的表演模式更成了許多人模仿或借鑑的對象。他，就是金．凱瑞。

然而近年來，金．凱瑞的電影作品逐漸減少，票房成績不比過往，連口碑也是差強人意，還曾受憂鬱症所擾，在大銀幕上銷聲匿跡一段時間。隨後他開始嘗試作畫，並出版兒童繪本，逐步拓展創作領域，展現了演戲之外的其他才華。曾經的喜劇天王經歷了大起大落，令人更為好奇他的人生故事與心境轉折，彷彿是為了回應外界的疑問，金．凱瑞偕同小說家達納培瓊共同提筆寫下了《回憶與誤解》。

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至今超過1年，縱使制度層面仍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值得修正補足，不過對於臺灣的同志運動史而言，已是往前跨了很大的一步，同時也讓我們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而在鄰近的日本，同性婚姻尚未法制化，僅有少數的自治體導入伴侶制度，作為日常生活的保障。即使如此，還是有許多同性伴侶選擇舉辦正式的婚禮，向親朋好友以及社會公開彼此的關係。七崎良輔和他的伴侶古川亮介便是其中一對。

等等，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遇見王子之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故事，那可就錯了。畢竟那般的單純美好只存在於童話中，更何況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同志。回頭想想，你曾看過的同志電影或文學作品，是不是多為悲情走向？

無庸置疑，《慍怒》是一部同志文學作品。如同華文世界最富盛名的同志經典《孽子》，愛爾蘭作家約翰．波恩在《慍怒》的開場隨即呈現出「罷家」的場景，無怪乎紀大偉曾論及：「『和家庭發生衝突』這種橋段儼如同性戀者的試金石，彷彿可以證明誰才最有資格自稱同性戀者。」話雖如此，在《慍怒》中首先「罷家」的人並不是同志，而是一名異性戀女性，即主角西羅爾的母親凱薩琳．歌根。當時不過16歲的凱薩琳，因為未婚懷孕，在父親的舉報下，遭到神父當眾指責為「蕩婦」，並從此逐出她成長的村落。

凱薩琳固然不是同志，但在天主教擁有絕對權威的愛爾蘭，未婚懷孕其實與同性性行為並無二致，都是不見容於社會的極惡罪行。被排除放逐之後，年輕的凱薩琳獨自一人跑到都柏林求生存，她先是編織一套故事，謊稱丈夫在戰爭中不幸犧牲，藉此在國會咖啡廳找到一份工作；待腹中孩子出生之後，交給修女送去領養家庭，再向同事稱孩子夭折，並繼續回咖啡廳工作。是以凱薩琳雖然被逐出家庭，但同時，她也化被動為主動去「驅逐」家庭，試圖用一個獨立女人的身分生活。

飛機雲，是噴射引擎排出的廢氣在空中冷卻凝結而形成的現象。那道痕跡，好像是飛機順利起飛「安心吐了一口氣」後，方能繼續飛向乘客所嚮往的遙遠那方。不過，短則數秒，長則幾個小時，飛機雲就會從天空中消散，彷彿一開始便不存在似的。至於上頭承載的希望或憧憬，或許即將在遠方實現，也或許，最終隨著飛機雲的消失煙消雲散。

金愛爛的第三部短篇小說集《飛機雲》共收錄了八篇作品，當中的人物性別、年齡和身分不盡相同，但他們／她們人生卻都如同易散的飛機雲，無論多麼渺小的希望，總在轉瞬間成了巨大的失望。

有多少人還記得小林村？或者該問，你印象中的小林村是什麼樣子？相信對多數臺灣人而言，一提及小林村，想到的便是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的滅村慘劇。於是乎，這個早已不復存在的村落，如同小林村自救會會長蔡松諭所言，成了「災難的圖騰」。然而在那群生於斯、長於斯的小林村民眼中，他們熟悉的那片土地絕對不僅於此；一個帶著負面意涵的簡單標籤，也無法涵蓋小林村的這些人那些事。

風災前的小林村，是平埔族原住民大武壠族（或稱大滿族）主要居住的部落，但同時也有其他族群的人長居於此，譬如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在小林國小任教超過40年的音樂老師眭道義；獨鍾李艷秋與京劇，還親手研製美味的小林包子的外省老兵二齒伯；從旗山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遠嫁小林的阿薯，以及14歲便從廣東隻身來台打拚的阿卿──他們正是蔡松諭的父母。這片遺世獨立的美麗土地彷彿有著魔力，「小林村是個會讓人想『入籍為番』的特殊部落，」高苑科技大學副教授簡文敏如是說，故而不論族群、不管身分地位，他們都在這裡找到一處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

近年食安事件頻傳，加以養生風氣日盛，市面上標榜有機的商品隨之成了消費者新寵，一時間彷彿眾人都開始重視日常飲食。然而，你真的如此重視那些吃進嘴裡、在身體中分解的食物嗎？當你從貨架上選購食品時，除了確認有效日期、成份、熱量等訊息之外，有沒有想過當中所包含的食材和調味料產自哪裡？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故事要從2011年說起，法國記者尚－巴普提斯特．馬雷在普羅旺斯一間工廠外，發現一桶又一桶標示著「中國製造」的桶裝番茄糊，而工廠的招牌卻是「小木屋」（Le Cabanon）──法國最大的番茄醬生產工廠，幾乎供應了法國番茄醬消費量的四分之一。法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品牌，內容物居然來自地球另一端的中國？更何況，即使中國的新鮮番茄消費量相當大，但迄今為止，尚未建立起食用加工番茄醬料的習慣，那為何中國會投入生產番茄糊？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馬雷決定要一探究竟。

家庭，是是枝裕和反覆書寫的命題。《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描述父不詳且遭母親遺棄的四兄妹、《橫山家之味》的已逝長子帶出家中每個人的遺憾、《奇蹟》以父母離異被迫分居兩地的兄弟為主角、《我的意外爸爸》從錯養孩子的兩個家庭出發、《海街日記》的同父異母四姐妹、《比海還深》的失職父親重新建立存在感，就連法庭題材的《第三次殺人》同樣圍繞著父女關係。這些家庭固然各有各的面貌，卻同樣殘缺、破碎、不完滿。相較之下，《小偷家族》的柴田一家反而滿足了美滿家庭的想像——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小小的木造老屋裡，住了年邁的奶奶初枝、父親阿治、母親信代、兒子祥太、信代的妹妹亞紀，以及新添的成員：5歲的妹妹由里。一家六口、三代同堂，從現代的標準來看，幾乎可說是人丁興旺的大家庭。一家人擠在暖桌前吃著烏龍麵，奶奶在旁邊剪腳指甲；由里晚上睡覺時常常會尿床，奶奶便讓她舔鹽巴，說是能治好尿床的毛病；阿治、信代帶領全家人到海邊玩，奶奶坐在沙灘上，看著其他人手牽手踏浪。一幕幕和諧的全家福生活圖示輪番展示，彷彿刻意提醒讀者，這家人的關係有多緊密、感情有多深刻。只是，我們早已清楚知曉，柴田一家的構成並非建立在血緣之上，他們不過是一群被社會或原生家庭遺棄的人，東拼西湊成了一個「家庭」，一個冒牌的家庭。

微笑高棉，可能是許多人對柬埔寨的第一印象，也或許是唯一的印象。無可置疑，這裡曾是繁盛一時的王國，人口逼近百萬，領土面積更是幾乎遍及整個中南半島。然而自15世紀開始，各種天災人禍相繼撲來，帝國開始步向傾頹。昔日光環不再，柬埔寨頓時成為各國覬覦的對象，即使中間經歷過相較平穩的幾年時間，但彷彿氣數已盡，抑或是受到詛咒，美麗的微笑轉變為哀愁的悲歌，過往的輝煌一去不復返。尤其是赤柬掌握實權的1975年到1979年，更是讓這片土地成了人間煉獄。

煉獄一詞也許都不足以精確傳遞出彼時的慘況。據統計，在短短不到4年的時間，約莫有200萬名柬埔寨人遭殺害，等同於整個國家人口的四分之一。不僅前朗諾（Lon Nol，1913-1985）政權的軍政人員被清算，就連醫生、教師及其他受過教育的人民都難逃遭處決的命運，柬埔寨徹徹底底回歸到「紀元零年」。一位名為辛林畢（Seanglim Bit）的柬埔寨人認為，「現今的柬埔寨人被動消極，倖存者是那些善於裝聾作啞的人。」裝聾作啞是逼不得已的生存之道，但時至今日，赤柬的倖存者們早已不再噤聲，紛紛透過一則又一則的真實故事揭露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黃良親筆寫成的《他們先殺了我父親：柬埔寨女孩的回憶》即為其中之一。

比起文字背後承載的歷史與生命經驗，《暗夜之河：北韓逃脫記》的篇幅實在短小易讀。不消兩個夜晚，我便讀畢石川政次時間跨度超過30年的人生，但隨後卻沉甸甸壓在心中數個晝夜，因為這實在是生長於承平時期的我難以想像的生活，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奇幻。

時間拉回至二戰期間，日軍前線吃緊，加之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日本政府遂大量徵用朝鮮半島殖民地的人力資源，包括石川政次的父親都三達也。事實上，彼時的朝鮮人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所謂的「徵召」說穿了根本無異於綁架。二戰結束日本投降，許多在日朝鮮人雖然早已成家立業、落地生根，然而其特殊身分卻讓他們注定屬於社會的最底層：「二戰的戰敗，讓兩百四十萬韓國人滯留在日本，他們既不屬於戰勝的一方，也不屬於戰敗的一方，而且，他們無處可去。重獲自由的那一刻，他們就只是被丟到街上、任其自生自滅。」

軍艦島，孤懸於長崎外海的蕞爾小島，卻承載了一段萬分沉重的歷史；那是韓國人（以及中國人）難以撫平的傷痛，同時也是日本人不願直面的真相。

韓國導演柳承完拍攝的電影《軍艦島》上映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這是創作，而非反映史實的紀錄片。」明顯反映出日方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事實上，柳承完也承認電影只是基於史實的創作而非紀錄片，其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軍艦島的歷史。的確，從若干韓流巨星的起用、劇情走向的編排以及結尾的處理，到宣傳模式的操作，不難發現其中濃厚的商業氣息。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擴散，導演與電影公司的考量無可厚非，但在看完電影後總覺得有些不足，軍艦島的故事不會如此單薄，也不該如此樣板化，歷史之重彷彿被稀釋了。

台灣戲劇界國寶級大師李國修有句名言：「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彷彿是為戲劇而生的他，確實將「開門、上台、演戲」這件事做好也做滿了。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看似十分簡單，若要真正實踐卻不是那麼容易，但我以為山崎豐子做到了。新聞記者出身的山崎豐子，自1957年以《暖簾》踏足文壇後便孜孜不倦於創作，直到過世之前，仍埋首於長篇戰爭小說《約定之海》（約束の海，2014）之中，前後筆耕了近60年。山崎豐子從出生地大阪為靈感起點，逐步將題材推展至如《白色巨塔》（白い巨塔，1965-1969）的醫界黑幕、《華麗一族》（華麗なる一族，1973）的政經利益糾葛，抑或《兩個祖國》（二つの祖国，1983）的戰爭省思，幾乎無一不寫。

我不是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粉絲，他的作品也僅看過屈指可數的幾部。印象裡，他的電影總充斥著大量的對話，固然不時會爆出幽默睿智的台詞，但仍像隔壁老頭的絮絮叨叨般，令人不耐。或許正因為如此，我才會下意識地避開他的電影，避免遭到連珠炮無端的疲勞轟炸。雖然討厭囉嗦，卻還是翻開這本《對話伍迪艾倫》來閱讀；坦白說，好奇心大於一切。

紀錄源起於1971年，那時的伍迪．艾倫不過是個電影新手，僅編寫過幾部百老匯作品和電影劇本，也少有親自執導的經驗。話雖如此，他兼任編、導、演的《傻瓜入獄記》（Take the Monkey and Run，1969）與甫發行的《香蕉共和國》（Bananas，1971）卻有不錯的迴響，呈現出他獨具的創作天分。以此為機緣，時任《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記者的艾瑞克．雷克斯（Eric Lax）便開始了橫跨伍迪．艾倫半生的紀錄。當然，能如此長時間貼身採訪一個人，雷克斯與伍迪．艾倫必然有種相通的頻率，「你很精確地引述我說過的話，而且你懂得欣賞我的笑話，」伍迪．艾倫說道。於是透過雷克斯的文字，我看見了一位鮮活的伍迪．艾倫，以及和既定印象不同的伍迪．艾倫。

翻開書頁，有句話隨即映入眼簾：「凡是只懂言說真相的人，是不值得去聆聽的。」起初我並未將之放在心上，反正小說嘛，本來就不會期待當中有多少的真相存在（雖然有些神經較為敏感的人總是喜歡將小說當作史書去過度解讀），只消放輕鬆，讓自己任意徜徉於作者的想像世界中即可。但是，故事隨著一位名為亞倫．卡爾森的百歲老頭爬下二樓的房間窗戶，從馬姆科平養老院成功「越獄」之後，如同一列失控的火車，不但脫軌，還繼續以十足的馬力往前爆衝，一切根本是亂了套！

無庸置疑，對作者喬拿斯．喬納森及其處女作《百歲老人蹺家去》而言，「亂了套」一詞絕對是最高讚譽。這裡所指的並非是小說的文字毫無章法，讓人摸不著頭緒，反之作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像亞倫知道能夠遠離養老院的院長愛麗絲修女去浪跡天涯，遠比混吃等死有趣一樣。

「我是誰？」這是一個聽來令人摸不著頭緒且費解的問題，我想多數人也從未好好思索過它，但對天羽賢治來說，這個問題不但沉重且嚴肅，甚至耗盡一生都可能不得其解，卻時時糾纏著他。正如小說的書名《兩個祖國》所示，身為日裔美籍第二代的賢治，即使生於美國、長於美國，也擁有美國國籍，但身上仍流淌著日本人的血液，「我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遂成為賢治的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身分認同，便是山崎豐子在《兩個祖國》中所提出最主要的議題。

對於台灣讀者來說，山崎豐子絕非是一位陌生的人物。即便沒有閱讀過她的小說，也看過改編的連續劇；即便沒有看過任何一齣小說改編的連續劇，也知道她的大名。山崎豐子從處女作《暖簾》出版以來，執筆不懈，留下許多大部頭的著作，當中更不乏暢銷的經典巨作。值得敬佩的是，縱使年近老耄，仍舊花上約莫八年光陰，取材、執筆寫成長篇小說《命運之人》，可說是幾乎將終生奉獻給寫作。

愛爾蘭作家愛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1969-）以囚禁為題材，寫下精采萬分的小說《房間》（Room，2010）。無獨有偶，《3096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在故事取材上相似於《房間》，同樣以囚禁為題材；不同的是，這是作者娜塔莎．坎普許的親身經歷。

誠如書名所示，娜塔莎從1998年3月遭綁架開始，直到2006年8月順利逃脫為止，她總共被囚禁了3096個日子。漫長的年歲中，小女孩長成少女，珍貴的童年時光就這麼斷送在綁匪手上。如此可怕的境遇，即便是成人也無法承受，時值10歲的娜塔莎又如何能熬過這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