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蘼花事了

「鐵道」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都市規劃而紛紛走入地下化，幾乎很難在水泥叢林間再看見平交道、鐵褐色的軌道和快速穿梭的火車身影，更別說是聽見平交道警鈴響起的聲音和枕木獨特的油漬味。因此，對於那些瘋鐵道的鐵道迷和攝影家來說，上述這些景象可說是彌足珍貴。另一方面，除了鐵道實體背後的歷史見證和文物意涵外，眾多的電影創作者也常常將鐵道與人生相結合，以具象的形體詮釋較為抽象的概念和議題。

在本屆美國金球獎（Golden Globe Award）的頒獎典禮上，以色列重量級導演阿黎‧佛爾曼（Ari Folman）以動畫片《與巴席爾跳華爾滋》奪下最佳外語片的獎項。除此之外，還代表以色列參加這次美國奧斯卡金像獎（Academy Awards），與法國的《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2008）及日本的《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Departures，2008）等片一同角逐最佳外語片的殊榮。這部以動畫形式表現的紀錄片，究竟有何魅力，能夠在許多真人賣力演出的佳片中殺出重圍，獲得國際上眾多獎項的肯定？

愛情令人盲目。這不僅是《烈火情人》電影海報的最佳註解，同時也說明了史蒂芬（Jeremy Irons飾）及安娜（Juliette Binoche飾）兩人的關係。

史蒂芬在一場晚宴上與安娜一見鍾情後，愛火便一發不可收拾，瞬間燃燒兩人生命中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每次的性愛探索就如同一場儀式般，讓他們在情慾的宿命中越陷越深：史蒂芬沉迷於安娜的野性不羈，及那份令人摸不著頭緒的神秘感；安娜迷戀於玩弄史蒂芬埋藏於體面、自制的西裝底下，那份被壓抑的放縱。如同海報上的那場性愛遊戲，兩人互相以雙手矇蔽住對方的眼睛，無法預見將來可能發生的危險，反而一步步邁向具毀滅性的失控。

電影一開始，女主角費歐娜（Fiona Gordon飾）拿著粉筆在黑板上以極簡的線條畫出一隻狗的扁平圖像，接著又在一旁寫出「DOG」這個英文單字。此時，費歐娜開始以「DOG」反覆延伸造句，並帶著台下的小學生們一同覆述。一段段彷彿繞口令的英文練習，讓學生們毫無招架之力，紛紛亂了分寸，只能含糊不清地說出外星話般的句子。這番景象不僅令人想起以前剛開始學習英文時的有趣情形，更帶出《舞舞舞》這部由多明尼克阿佩爾（Dominique Abel）、費歐娜高登及布魯諾羅米（Bruno Romy）三人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電影裡，兩個構築出無數笑點的主要要素：「扁型人物」及「反覆」的運用。

2008年年底，日本女星飯島愛的死亡消息傳出後，台灣的名嘴唐湘龍隨即發表評論說：「她是台灣男人共同的情婦。」此話除了襯托出在AV女優界中，飯島愛那席無庸置疑的地位外，也顯示出男人處於對「性」懵懂好奇的階段時，「A片」成了最佳的性教育教材，讓青少年開始探索神秘的女體與性愛的美妙。一直以來，「性」總是學校課堂上「不能說的秘密」，就算在這個思想行為較為開放的年代，「性」也僅是化作幾頁文字和幾張性器官的剖面繪圖，老師照本宣科快速帶過、學生彼此心照不宣不會多問。因為「性」這種事，誠如《大辣宣言》的花心情聖艾瓦羅（Álvaro Rudolphy飾）所說：「性就是要去做。」

至2007年為止，坎城影展前後共走過六十個年頭，為了紀念這個電影圈的盛事，來自世界各地共三十五位導演以「電影院」為主題，分別創作三分鐘左右的短片，集結成《浮光掠影──每個人心中的電影院》（To Each His Own Cinema，2007）這部精彩的電影。每位導演在進入電影圈拍片之前，肯定曾走進電影院欣賞電影，這些經驗無論是愉悅、幸福、難過或令人感到不快，皆成為他們心中永遠的一個回憶。因此，在這些導演成名之後，再來看他們對「電影院」這個物件的解析與分享，便成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電影散場後，友人說：「真的很希區考克的風格。」作為《六個大師的童年》六段短片裡唯一以黑白影像呈現的作品來說，〈魅夜〉（Short night）以古老的洋房、飄動的窗簾、黑暗中的陰影和脾氣古怪的母親，營造出滿滿的詭譎氣氛；另一方面，因為描述的是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的童年故事，而又夾雜著一絲絲幽默風趣在其中。特別是隨著尾聲所出現，希區考克的那句：「教育和天性造就了我日後的作品。」著實令人不禁會心一笑。

日本社會派小說家山崎豐子於1965年出版的巨著《白色巨塔》（白い巨塔，1965）中，塑造出財前五郎和里見脩二兩位無論是在個性、價值觀及命運等各方面皆大相徑庭的角色，進行人性在現實與夢想間的對決，不但揭露出醫學界這座「白色巨塔」底下的險惡鬥爭，更讓人重新思索「醫生」這項神聖職業的定位。早在1949年，日本電影巨匠黑澤明就以《靜靜的決鬥》一片，將社會外界眼光所賦予「醫生」的神聖潔白外衣剝開，回歸到「醫生也是人」的根本角度，精彩且深刻地講述身為「醫生」的無奈與掙扎。

猶記若干年前，有一部描寫十九歲少女疑似被惡魔附身，遂找來神父為她驅魔，卻不幸讓少女犧牲生命，因而走上法庭進行審理的電影。相信大家應該覺得這個情節十分熟悉，與影壇經典恐怖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1973）如出一轍；然而，不同的是，史考特德瑞森（Scott Derrickson）導演所拍攝的這部電影《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2005），將神魔這類「超自然」的現象搬上講求「科學」辦案的法庭，激起不一樣的精彩漣漪，成功脫離一般恐怖電影的既定模式，賦予「惡魔附身」這類老掉牙題材一番新風貌。

每年一到2月28日，總會在電視新聞上看見政府領導人及高官們面色凝重地參加紀念儀式，甚至是彎腰鞠躬道歉；周圍的群眾也不知是受害家屬抑或附和湊熱鬧，上演著八點檔般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如泣如訴地恣意宣洩心中憤恨；政客們也藉機出來露臉，表面上是為了替受害家屬討公道，但感覺更像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名聲及曝光率。「二二八」成了每年必上演的一齣灑狗血鬧劇，熱潮來的快去的也快，真的讓台灣所有人民得到了什麼？又，其衍伸出的意義在哪？

侯孝賢導演在1989年的電影作品《悲情城市》，一樣以二二八事件作為背景，且取名作「悲情」，卻不見激烈憤怒的指責，亦沒有荒謬的劇情出現。一切故事發展只是建構在一個家庭的生活之上，真正地以「人民」為出發基準點，訴說在這樣的一個動盪環境下，人民如何求得生存。而這「悲情」與其說是人民自怨自艾地沉溺在困苦中，我倒認為是人民對於大環境感到無助無奈，進而被迫自立自強找出一條生存的道路來，如此產生的堅強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