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蘼花事了

原片名《Na Putu》直譯成英文即為《On the Path》，意指在路上。不管這條路是通往一個實際存在的地點，抑或只是譬喻為抽象的階段性人生目標──例如：愛情、事業、信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段旅程尚未結束，仍舊處於邊摸索邊前進的現在進行式中，過程裡或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變化，也沒人能預知在盡頭前等待你的會是什麼。

我以為，說情的功力端看內心悸動的續航力而定。說一個令人感動落淚的故事很簡單，只要掌握住情感的弱點多加著墨即可，此作法卻容易流為煽情且俗濫，而感動通常也僅止於當下；相對的，倘若故事結束之後，仍時時能回想起當中的餘味，持續觸動自己的情感，才是說情的最高境界。就我看來，美國導演寇特妮杭特（Courtney Hunt）首部自編自導的長片《冰原之心》當屬於後者。

《冰原之心》的故事舞台設定於美加邊境的偏遠小鎮。這塊被劃為保留地的土地，在自然環境上長年大雪紛飛，氣候嚴寒；在行政劃分上，無論是美國政府或加拿大政府皆認可保留地有一定的自治權，換句話說，這裡是法律的化外之地。自然的先天因素讓此處的居民生存不易，經濟百般蕭條，很多人遂利用人為的法律漏洞，鋌而走險從事走私的工作，這也成為治安的一大隱憂。走私的物品除了香菸，當然還包括人──由中國或巴基斯坦等地前來的非法勞工──《冰原之心》故事的發想即是由此而來。

加拿大名導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於1986年的作品《變蠅人》被許多評論家視為科幻恐怖電影的代表作之一，於今來看，這部曾在1987年奪下奧斯卡最佳化妝獎的電影仍不失其驚悚的力道，劇情上也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確實稱得上經典之作。事實上，《變蠅人》的故事最早出自於英國作家George Langelaan（1908-1972）之手，短篇小說發表的隔年（1958年）即由德國導演Kurt Neumann（1908-1958）率先改拍成同名電影，之後再由大衛．柯能堡導演重新翻拍。

《變蠅人》的故事主軸很簡單：潛心於科學研究的Seth Brundle（Jeff Goldblum飾）發明出一種傳送裝置，能在瞬間將物體由甲地傳送至乙地，在一次的試驗中，Seth Brundle不小心把一隻蒼蠅也關進傳送艙，兩者的基因在電腦操控下拆解後重新組合，導致Seth Brundle漸漸變成介於人類與蒼蠅之間的新生物。與多數同類型電影不同的是，《變蠅人》將故事擺在改變的過程而非改變後的結果，遂在角色的刻劃上──無論是外表的變化或內在的心路歷程──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除此之外，愛情戲的明顯比重讓整部電影少了科幻的冰冷，多了情感的溫度，也使電影沾染上強烈的悲劇性。

「你是誰？」挪威作家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1952-）在經典之作《蘇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1991）中拋出這個問題，讓我們重新思考自我。這個問題能有很多答案，可以複雜，也可以簡單，端看思考的層面和深度而定。不過，有個答案是無庸置疑，即我是「人」。那麼問題又來了，何而為人？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來規範人？像珍娜一樣，除了百分之十的大腦記憶體之外，全為人造的生物凝膠組成的個體算不算一個人？

瑪麗．皮爾森在書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議題：「因為生物基因工程和交叉授粉的關係，世界上已經沒有多少純種的物種。」科技的進步確實為人類帶來不少利益，除了改善現有的生活之外，人類還不斷試圖挑戰大自然，改變自然界原有的定律。這樣做的後果為何？我們所吃的食物或多或少都經過人為技術的改良，進而衍生出的是對基因改造過的食品的安全產生疑慮。人們解決的眼前的問題，卻在無形中製造新的問題。如同珍娜的外婆莉莉所言：「有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走太遠了。」特別是當這樣的科技運用在人身上時，引發的道德倫理爭論更是益發強烈。珍娜的故事即為一例。

曾幾何時，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話題。日本導演瀧田洋二郎（滝田洋二郎）以《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2008）拍出禮儀師一職的內涵；去年（2009）台灣導演樓一安在《一席之地》中，加入台灣傳統紙紮藝術師和墓園管理員兩個角色。這兩部電影都與死亡相關，但幾乎嗅不到可怕或黑暗的氣味，甚至《一席之地》還穿插了幽默風趣的橋段。在王育麟和劉梓潔共同執導的《父後七日》中，如同片名所示，描述的是為父親治喪的故事。雖然直接以喪事為主題，整部電影卻採黑色幽默的手法呈現，逗得觀眾不時哈哈大笑。

愛爾蘭作家愛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1969-）以囚禁為題材，寫下精采萬分的小說《房間》（Room，2010）。無獨有偶，《3096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在故事取材上相似於《房間》，同樣以囚禁為題材；不同的是，這是作者娜塔莎．坎普許的親身經歷。

誠如書名所示，娜塔莎從1998年3月遭綁架開始，直到2006年8月順利逃脫為止，她總共被囚禁了3096個日子。漫長的年歲中，小女孩長成少女，珍貴的童年時光就這麼斷送在綁匪手上。如此可怕的境遇，即便是成人也無法承受，時值10歲的娜塔莎又如何能熬過這段日子？

在巴西日益增加的女性電影工作者中，塔塔．阿瑪洛（Tata Amaral）算是當中數一數二的佼佼者。她執導的首部長片《星星滿天》（Um Céu de Estrelas，1996）不僅在各國奪下大大小小的獎項，也被影評列為巴西90年代最重要的三部電影之一；接下來的《窗口》（Através da Janela，2000）同樣獲得不錯的成績。塔塔．阿瑪洛擅長以冷靜且辛辣的影像語言，探索巴西女性的典型層面。在兩部頗受好評的電影作品之後，《嘻哈少女成功記》以四位年輕少女尋夢的故事為主軸，並延續同樣的女性議題，完成三部曲的最終章。

出身於巴西第一大城聖保羅的培妲（Negra Li飾）、瑪雅（Jacqueline Simão飾）、芭芭拉（Leilah Moreno飾）和蘭娜（Cindy Mendes飾）四人從小就是好朋友，她們喜歡唱歌、喜歡饒舌樂，便共組一個名為「安東尼亞」的團體，從暖場演出開始一步步邁向夢想。然而，接踵而來的突發事件，使得成員們一個個退團，不僅威脅到「安東尼亞」的表演之路，更讓四人之間的情誼面臨考驗。

田媽媽是誰？為什麼她的故事會讓《無米樂》（Happy Rice，2005）的導演莊益增和顏蘭權願意花費四年的時間記錄、攝製成紀錄片《牽阮的手》？電影放映前，莊益增先上前和觀眾聊聊拍攝這部電影所付出的心力，接著介紹一位特別嘉賓，她就是電影的主角田媽媽。人稱田媽媽的田孟淑雖已近耄耋之年，行動上有些許不便，仍充滿青春活力，一席幽默話語逗得觀眾哈哈大笑。此外，由於電影的片長共140分鐘，田媽媽還不忘提醒在座觀眾要記得先去上廁所，如同她的稱號一般，讓大家感受到媽媽般的親切與關懷。這便是我對田媽媽的第一印象。

田媽媽的丈夫田朝明醫師曾以「女人味和理想主義的完美結合」形容她，一言蔽之，清楚地勾勒出田媽媽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1934年，出生於台南縣山上鄉的田媽媽，正如我們認知中的傳統女性，有著賢淑且柔情的一面，對於丈夫的言行和作為總是義無反顧地支持，「女人需要丈夫。」田媽媽曾對葉菊蘭如此勸說，這句話也間接點出在田媽媽的觀念中，女人對男人依附的必要性。當田朝明長期躺臥病榻，不能待在家中時，田媽媽便靠著牆上一張張的相片感受丈夫的存在，田媽媽說：「除了他我沒有第二個男人。」對田媽媽來說，田朝明彷彿是她生命中的支柱，也是她最穩固且無可取代的依靠。

歌手王菲曾說：「我如果一輩子都找不到愛一個人的感覺，那我多辜負我自己啊。」這裡的愛，指的是愛情。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放諸於人生，那麼愛便擴及到更廣闊的範圍，將親情和友情一併包含進去。換言之，一個人倘若不懂得愛，那麼不僅會辜負自己，更辜負了自己的人生，這就是妮可．卡索（Nicole Kassell）藉由《想愛趁現在》試圖傳遞的訊息。

瑪莉（Kate Hudson飾）就像近幾年多數愛情喜劇中的女主角，事業有成、作風開放、言語大膽，似乎呼應了現代女性代表性的樣貌。但是，人生無常，瑪莉的身形逐漸消瘦，面容憔悴，經檢查才發現自己罹患大腸癌，而且來日不多。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那你會想要什麼，或者做什麼？這個假設性的問題真實地出現在瑪莉的人生中，她向夢境中的黑人女上帝（Whoopi Goldberg飾）許了願：第一，我想飛；其次，我想要一百萬；最後，我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嗎？上帝回她：「妳知道，只是不想承認。」我想，所有的觀眾都應該心知肚明，明白瑪莉未說出口的願望為何，問題在於為什麼瑪莉不想承認？

看電影是許多人所喜愛的休閒娛樂之一，但是又有多少人會去注意除了導演和演員之外，那群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員？相信大家在電影結束、場內燈光尚未亮起之前便迫不及待起身離席，僅有少數人會繼續待在座位上，將一長串的幕後工作人員名單看完。在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台灣演員楊貴媚在頒發「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時，說：「要成就一部電影，其實是由一大群人默默地在背後付出，無論是票房好與壞，他們都堅實地堅守岡位。」此外，入圍者介紹的影片中，更是將這群人稱之為電影「繼續勃發的能量根源」。野上照代的《等雲到》紀錄的就是這群人的故事，以及電影背後的二三事。

誰是野上照代？從書的副標題《與黑澤明導演在一起的美好時光》不難看出她曾與日本電影巨匠黑澤明（黒澤明，1910-1998）共事過，根據她的文字，開啟她與電影的不解之緣的是伊丹萬作（伊丹万作，1900-1946）導演的《赤西蠣太》（赤西蠣太，1936），1949年進入京都攝影所擔任見習場記，1950年黑澤明為了拍攝《羅生門》（羅生門，1950）來到京都，這是野上照代為黑澤明工作的起始，從此之後，兩人合作將近半世紀，完成19部作品（黑澤明畢生共執導30部電影），直到1998年黑澤明逝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