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蘼花事了

人不輕狂枉少年。青春年少時，無須擺出一副成熟、世故的姿態，也不用受到「大人」二字背後所隱藏的各種規矩所束縛，可以盡情揮灑、任性妄為，幾乎是人生中最為放肆的階段。《機械狂人》所描寫的正是這段時光。

在台北電影節的試片上，《河豚》的導演李啟源於電影開演前，先向觀眾點明這部電影講述的是愛與孤獨，並非如宣傳上所說是一部純愛電影。於是，觀影的途中，我不斷跟隨劇情進展咀嚼著導演口中的「愛與孤獨」；看完電影後，我想我十分認同導演的說法，姑且不去探究「純愛」的定義為何，也不管《河豚》是否為純愛電影，可以確定的是，我確實從男女主角的身上感受到現代人的孤獨，以及對愛的渴望。

河豚的孤獨

我總認為，女性一角在台灣社會中始終處於一個微妙的位置。傳統觀念中，特別是農業社會底下，出於重男輕女等因素，女性是依附在男性之下的從屬位置來求生存，因此社會地位較男性來得卑微。這樣的觀念在現今講求男女平等，甚至女權興起的社會中，雖然不再像過去那樣嚴重，但確實仍存在於社會的某個角落，無法根除。有趣的是，從這一兩年我所接觸的台灣文學作品來看，發現女性其實並非如此柔弱，在某些時刻下，還呈現出比男性更為強韌的形象。就連日本知名作家渡邊淳一（渡辺淳一，1933-）在暢銷散文集《鈍感力》（鈍感力，2007）中，亦多次以生理結構與心理層面來分析、證明女性的強大。

2004年，澳籍華裔的新銳導演詹姆士．溫（James Wan）以小成本拍攝的電影《奪魂鋸》（Saw，2004）不僅在票房上獲得不錯的成績，也贏來極好的評價，成功創造出驚悚虐殺電影的新經典；2010年，詹姆士．溫協同《奪魂鋸》的老搭檔Leigh Whannell等人挑戰靈異驚悚電影，在既有的同類型電影框架下翻轉出《陰兒房》這部頗具討論空間的精采作品。

在導演的刻意操弄下，《陰兒房》處處充滿其他靈異驚悚片的影子，甚至也有向黑白經典恐怖片致敬的意味存在，特別是片頭的部分最為明顯：電影片名出現時，輔以尖銳刺耳的聲響；以黑白影像呈現維多利亞風格的老舊房屋的外觀和內部陳設，彷彿將時光拉回過去。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別試著從電影中嚇人的橋段找尋新意，諸如：鬼屋、掉落的物品、門自己關上、突如其來的巨大響聲、鬼附身、機器傳來的奇怪雜音等，都是頻頻出現於同類型電影的元素。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是眾所皆知的一句話，然而這畢竟只是理想中的原則，執行法律的是人，接受法律評判的也是人，既然是人，必然會受到內在情感的牽引和外界觀感的壓制，那麼還能說法律是平等的嗎？在周防正行的電影《嫌豬手事件簿》中，便以存在於日本社會的「痴漢冤罪」現象為主題，對刑事裁判、人質司法等議題加以探討，寫實地揭露出司法制度的弊病。

電影的故事內容很簡單：在擁擠的電車上被性騷擾的女中學生古川（柳生みゆ飾），一口咬定正趕去面試的金子徹平（加瀬亮飾）是色狼，並聯絡站務員處理，進而交給警方以法律制裁。然而，徹平始終否認女學生的指控，意圖藉由荒川律師（役所広司飾）和須藤律師（瀬戸朝香飾）的協助，替自己討回清白。事實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最後，徹平仍被判處三個月有期徒刑，也就是說法官認定徹平就是性騷擾女學生的犯人。但是，就導演選擇的敘事視角來看，明顯是站在徹平的立場，這樣一來，容易讓觀眾陷入同情徹平的情緒中，甚至打從心底認定徹平一定是被誣陷的。因此，我想真相僅有神和徹平自己知道，觀眾毋須過份專注於此。

原片名《Na Putu》直譯成英文即為《On the Path》，意指在路上。不管這條路是通往一個實際存在的地點，抑或只是譬喻為抽象的階段性人生目標──例如：愛情、事業、信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段旅程尚未結束，仍舊處於邊摸索邊前進的現在進行式中，過程裡或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變化，也沒人能預知在盡頭前等待你的會是什麼。

我以為，說情的功力端看內心悸動的續航力而定。說一個令人感動落淚的故事很簡單，只要掌握住情感的弱點多加著墨即可，此作法卻容易流為煽情且俗濫，而感動通常也僅止於當下；相對的，倘若故事結束之後，仍時時能回想起當中的餘味，持續觸動自己的情感，才是說情的最高境界。就我看來，美國導演寇特妮杭特（Courtney Hunt）首部自編自導的長片《冰原之心》當屬於後者。

《冰原之心》的故事舞台設定於美加邊境的偏遠小鎮。這塊被劃為保留地的土地，在自然環境上長年大雪紛飛，氣候嚴寒；在行政劃分上，無論是美國政府或加拿大政府皆認可保留地有一定的自治權，換句話說，這裡是法律的化外之地。自然的先天因素讓此處的居民生存不易，經濟百般蕭條，很多人遂利用人為的法律漏洞，鋌而走險從事走私的工作，這也成為治安的一大隱憂。走私的物品除了香菸，當然還包括人──由中國或巴基斯坦等地前來的非法勞工──《冰原之心》故事的發想即是由此而來。

加拿大名導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於1986年的作品《變蠅人》被許多評論家視為科幻恐怖電影的代表作之一，於今來看，這部曾在1987年奪下奧斯卡最佳化妝獎的電影仍不失其驚悚的力道，劇情上也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確實稱得上經典之作。事實上，《變蠅人》的故事最早出自於英國作家George Langelaan（1908-1972）之手，短篇小說發表的隔年（1958年）即由德國導演Kurt Neumann（1908-1958）率先改拍成同名電影，之後再由大衛．柯能堡導演重新翻拍。

《變蠅人》的故事主軸很簡單：潛心於科學研究的Seth Brundle（Jeff Goldblum飾）發明出一種傳送裝置，能在瞬間將物體由甲地傳送至乙地，在一次的試驗中，Seth Brundle不小心把一隻蒼蠅也關進傳送艙，兩者的基因在電腦操控下拆解後重新組合，導致Seth Brundle漸漸變成介於人類與蒼蠅之間的新生物。與多數同類型電影不同的是，《變蠅人》將故事擺在改變的過程而非改變後的結果，遂在角色的刻劃上──無論是外表的變化或內在的心路歷程──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除此之外，愛情戲的明顯比重讓整部電影少了科幻的冰冷，多了情感的溫度，也使電影沾染上強烈的悲劇性。

「你是誰？」挪威作家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1952-）在經典之作《蘇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1991）中拋出這個問題，讓我們重新思考自我。這個問題能有很多答案，可以複雜，也可以簡單，端看思考的層面和深度而定。不過，有個答案是無庸置疑，即我是「人」。那麼問題又來了，何而為人？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來規範人？像珍娜一樣，除了百分之十的大腦記憶體之外，全為人造的生物凝膠組成的個體算不算一個人？

瑪麗．皮爾森在書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議題：「因為生物基因工程和交叉授粉的關係，世界上已經沒有多少純種的物種。」科技的進步確實為人類帶來不少利益，除了改善現有的生活之外，人類還不斷試圖挑戰大自然，改變自然界原有的定律。這樣做的後果為何？我們所吃的食物或多或少都經過人為技術的改良，進而衍生出的是對基因改造過的食品的安全產生疑慮。人們解決的眼前的問題，卻在無形中製造新的問題。如同珍娜的外婆莉莉所言：「有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走太遠了。」特別是當這樣的科技運用在人身上時，引發的道德倫理爭論更是益發強烈。珍娜的故事即為一例。

曾幾何時，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話題。日本導演瀧田洋二郎（滝田洋二郎）以《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2008）拍出禮儀師一職的內涵；去年（2009）台灣導演樓一安在《一席之地》中，加入台灣傳統紙紮藝術師和墓園管理員兩個角色。這兩部電影都與死亡相關，但幾乎嗅不到可怕或黑暗的氣味，甚至《一席之地》還穿插了幽默風趣的橋段。在王育麟和劉梓潔共同執導的《父後七日》中，如同片名所示，描述的是為父親治喪的故事。雖然直接以喪事為主題，整部電影卻採黑色幽默的手法呈現，逗得觀眾不時哈哈大笑。